1949年1月14日,我军发起了对天津的全面进攻,凭借强大的攻势,仅用了29小时,就突破了天津城内国军的重重防线,顺利解放了该城。国民党的重要军政领导陈长捷、林伟俦、杜建时等人均被捕获,随后他们被送往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,进行教育和改造。
彼时,林伟俦与杜聿明、王耀武、张灵甫、谢晋元、胡琏等人,均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同窗,他们一同完成了学业。
于黄埔军校之内,一期乃资深之辈,四期则孕育了众多将才,其中林总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一位。在林伟俦于黄埔求学之时,他们二人便是同睡一张床铺的上下铺兄弟。
理论上讲,同睡上下铺的两人,情谊应当十分深厚,但林伟俦并未追随林总的步伐,而是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。
这一抉择,致使两人的人生轨迹悄然产生了分歧。
于辽沈战役及天津战役之时,林伟俦屈从于林总麾下,后沦为林总之战俘,被囚禁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。其间,他屡屡提及昔日同窗林总,频表心中无奈之情,透过这份无奈,不难窥见林伟俦内心的不甘与挣扎。
林伟俦经历了怎样的一生,以及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如何惨遭林总重创,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
1905年,林伟俦在广东省台山市水步镇大岭乡兴隆村诞生,家中原有三兄弟,可遗憾的是,两位兄长相继离世,使他成为了家族中唯一的血脉延续。
8岁那年,林伟俦踏入了私塾的大门,开始求学之路。六载光阴匆匆流逝,他与数位同窗共同考入了台山县立师范学校,心中怀揣着成为教师的梦想,誓愿日后培育英才,为国家的强盛与中华的振兴贡献力量。
林伟俦自台山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后,便踏上小学教师的岗位。
然而,在林伟俦所处的年代,正值中国最为动荡的时期,这一背景促使他深受革命思潮的感染,继而毅然决定投身军旅。
1925年,他成功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,在此期间,他与林总、杜聿明、王耀武、张灵甫、谢晋元、文强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特别是与林总,两人还是上下铺的同窗好友。
理论上讲,作为上下铺的室友,两人的关系应当颇为亲近,甚至有可能步林总的后尘,走上相似的道路。然而,他对林总却似乎并不十分瞧得上,尽管那时林总在校内已经显现出了非凡的军事才华。但他对林总始终提不起兴趣,更愿意与那些志趣相投的同学为伍。
某夜,林总携枪返回寓所,置于枕下,意在熟悉枪械构造。熄灯后,他脑海中反复回放早晨的射击画面,遂取出枪械,反复练习瞄准动作。
就在这时,一阵突如其来的枪声猛然响起,瞬间将所有同学从沉睡中惊醒。
原来,林总手中的枪支尚余一发子弹,不慎间触发了走火,子弹穿越了下铺,直击上铺。幸运的是,上铺彼时空无一人,而林伟俦恰巧出门取水,这一举动无意间救了他一命,使他免于枪下之灾。
林伟俦对林总的行为颇为愤慨,认为其在武器装备的管理上都未尽职责。
完成黄埔军校学业后,林伟俦投身于第二次东征及北伐战争的行列,先后担任连长、连党代表等基础岗位。
随后,林伟俦前往法国的法尔曼航空学校深造飞行技艺,学成归国后,他被安排至广东空军第一队,担任飞行员一职。
回国后,林伟俦持续在广东地区服务,先后晋升并出任第一教导师四团上校团长之职,以及一五九师四七五旅少将副旅长,同时兼任九五团团长。
抗日战争打响后,林伟俦投身于淞沪会战、南京保卫战、武汉会战、万家岭激战以及桂柳会战等诸多战役之中。战事终结之际,他又参与了日寇在越南及台湾的投降典礼。
解放战争烽火燃起之际,林伟俦接获傅作义的指令,令其带领62军赶赴葫芦岛。对于这一部署,林伟俦内心极为不情愿,原因在于他不愿与昔日同窗林总兵戎相见。因此,在即将启程之时,他试图以天气恶劣、棉衣筹备不充分为由,恳请傅作义收回成命,避免他前往东北战场。遗憾的是,他的提议遭到了傅作义的拒绝。
迫于无奈,林伟俦只得奔赴东北战场,然而,由于难以适应东北的严寒气候,部队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,根本无法投入战斗。因此,当他抵达东北后,只能驻守在塔山大台山阵地。
战斗一经打响,林伟俦便在飞机与大炮的火力支援下,发起了凌厉的攻势。然而,经过一整个上午的冲锋,部队遭受了巨大的伤亡,迫使他们不得不暂停进攻。
紧接着,林伟俦于两日之后统领151师的453团,迅速突袭并占领了位于大台山脚下的20.7高地。然而,未及半小时,该高地便被我方以强大的炮火支援配合三三制战术冲锋,再度夺回。
此刻,林伟俦方才意识到,昔日那个即便是睡梦中也能展现不凡才情的下铺兄弟,早已今非昔比,不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。
正当林伟俦陷入困境之际,罗奇率独立95师及时抵达,并向林伟俦言道:“独立第九十五师不宜交由阙汉骞统领,他对该师详情不甚了解,且九十五师多年隶属于六十二军,由你来指挥更为妥当。”
罗奇的加盟,极大地鼓舞了林伟俦的士气,紧接着他发动了猛烈的攻势,以波浪状推进,将一个团分拆为三个营猛扑塔山阵地。但我方军队的斗志异常坚毅,迅速令林伟俦尝到了沉重的苦头。
目睹嫡系部队遭受重创,罗奇心中万分焦虑,迫使他动用特权,召唤空中支援力量,期盼能在解救林伟俦的同时,也能挽救自己麾下的将士。
然而,前来增援的空军仅仅象征性地发射了几枚炮弹后便撤离,这令林伟俦极为愤慨,但他对当前的溃败局面却束手无策。
此时,随着锦州炮火的停歇,对锦州的增援已成泡影,因此林伟俦率领麾下的63军撤回了秦皇岛。
不久后,林伟俦被再度委任为十七兵团副司令及六十二军军长,并兼任天津防守副司令之职,紧接着,他率领部队赶赴天津,投身于天津战役之中。
然而,当林伟俦到达天津之时,却愕然发现,整座城市已被林总麾下的第四野战军团团包围,密不透风,这让他心中充满了焦虑。
鉴于他与林总的交情,若陈长捷选择投降,自己或许能与这位昔日同窗并肩作战,成为战友。但遗憾的是,陈长捷并无投降之意,这使得林伟俦错失了最后的转机,再次在林总面前遭遇了惨痛的失败。
1949年1月11日拂晓时分过后,林总向陈长捷、林伟俦、刘云瀚寄出了一封信函,期盼他们能作出明智的抉择。
然而,此刻的陈长捷与林伟俦陷入了迟疑,他们希望能与我军进行磋商,为自己探寻一条光明的退路。
因此,他决定请求林总派遣人员与自己进行协商,这与傅作义主动提出的和谈有所不同。林伟俦迫于无奈,只能指派人员随同我军代表离城。随后,林总收到了由陈长捷、林伟俦、刘云瀚三人署名,但立场含混不清的回函,这一举动也让林伟俦错失了最后的转机。
紧接着,我军向天津发起了全面总攻,在极短的时间内,成功突破了国军的防线,导致天津城的防御体系全面瓦解,至此,林伟俦已彻底失去了扭转局势的可能。
最终,事实确如所言,正当陈长捷、林伟俦、刘云瀚三人尚未就投降事宜达成一致之时,我军已高呼着“缴枪不杀”的口号,势不可挡地冲入了城内。
结果,天津防务指挥官陈长捷、副指挥林伟俦、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以及天津市行政长官杜建时均沦为俘虏,其麾下13万大军亦全军覆没。
随后,林伟俦被囚禁于功德林进行思想改造,在此期间,他的思想境界获得了显著提升,迅速调整了立场,并且撰写了两部回忆录:《关于塔山战役的记忆》与《亲历天津战役纪实》。
随后,在1961年,林伟俦获得特赦并出狱,他先后在广东省政协担任了文史专员一职,并成为广东省政协第四、五届的常务委员。
然而,他坚信在1949年1月14日下午,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已下令各部队停止抵抗后,自己随即指示手下缴械,这一行为不应被视为战犯之举,因此,在此期间,他始终坚持不懈地提出申诉。
随后,在历经超过二十年的申诉历程后,证实了林伟俦所言属实,正因如此,他在1986年9月被正式摘除了战犯的帽子。林伟俦获悉这一消息后,不禁潸然泪下,因为自那以后,他终于能以全新的身份,在新中国开启生活的新篇章。
实际上,林总始终难以忘怀他与林伟俦之间的战友情谊,但遗憾的是,林伟俦未能好好把握这段缘分,两人最终未能并肩同行。即便如此,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们之间的那些过往,也渐渐被淡忘了。
1980年冬季,经中央相关部门许可,我前往加拿大定居,与亲人重聚。至1998年春天,林伟俦于加拿大多伦多安详离世,终年93岁。